九画

了几分。

    他们双双到政府登记。政府说她年龄太小，过两年再来。她好说歹说不管用，杏眼一瞪发了横，对管公章的秘书说：“你不登，我就不走，把娃崽生在你这里，说是你的种。还怕你不养我!”秘书吓了一跳，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地办手续。看她和新郎的背影远了，还惊魂未定地说，好神的婆子，不会来二回了吧？

    旁边的人也啧啧摇头，说到底是九袋爷的千金，吃过百家饭的，脸皮比鞋底还厚。这以后如何得了？

    本义后来也慢慢明白，这一桩婚事对于他很难说是一件美事。铁香比他小了十多岁，就有了在家里发脾气使性子的权利，有时候神得没有边，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动不动就咒马桥弓这个鬼地方，是人过日子的地方么？她咒马桥的路不平，咒马桥的山太瘦，咒这里的滂眼淹得死人，咒这里的米饭里沙子多，咒这里的柴湿因此烟子特别呛，咒这里的买根针买个酱油也要跑七八里路。咒来咒去，免不了要咒到本义。她咒一咒也就算了，有一次居然咒一声就狠狠切下一颗血淋淋的鳝鱼脑壳。天下还有王法么？他本义好歹也是她老倌，好歹是个书记，如何与鳝鱼脑壳搅在一起？

    本义老母还在的时候，对媳妇也莫可奈何。一旦惹得她发了毛，连老人也不放过：“老不死的家伙，我不怕你几十岁几十斤，河里没有盖盖子，塘里也没有盖盖子，你去死呵！你何事不去死呢？”

    一般来说，本义对这些话装耳聋，也确实有点聋。即便有时忍不住了大喝一声“老子锄死你”，只要婆娘暂时闭了嘴，他也不会真动手。他最威风的一次，是一巴掌打得铁香滚到一群惊飞四散的鸭子里面去了。用他的话来说，那次是正气压倒邪气，东风压倒西风。铁香爬起来就去投塘，被村里人拦住了，只好跑回娘家去，三个月没有音信。最后还是本仁备了两斤薯粉两斤粑粑，代表同锅老弟去与铁香讲和，用土车子把她推了回来。

    在上面的叙述中，读者可能注意到，我笔下已经几次出现了“神”字。可以看出，马桥人的“神”用来形容一切违反常规和常理的行为。在这里，人们最要紧的是确认人的庸常性质，确认人只能在成规中度日。任何违犯成规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都不是人的行为，只可能来自冥冥中的莫测之物，来自人力之外的天机和天命。不是神经质（神的第一义），就是神明（神的第二义）。马桥人用一个“神”字统括这两种意义，大概认为两者的差别并不重要。一切神话都是从神经质式的想入非非开始。一切神坛前都有神经质式的胡言乱语手舞足蹈。也许，神经质就是神的世俗形态和低级品种。而一切“神速”、“神勇”、“神效”、“神奇”、“神妙”、“神通”，作为对常人能力限度的一时僭越，往往伴随着人们在近乎神经质状态下的痴迷和狂放，是无意识或非意识得到良性运用的结果，也是人对神的接近。

    铁香神到了这种地步，人们都说她有神魔附体。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马桥上弓有一段麻石路面，两旁的几栋农舍，当路的一面是通常的木板墙，东偏西倒，但还保留着高高的一堵砖石方台。只有留心细看，才会发觉这些台子是很多年以前的柜台，才会发现这些老房子依稀流露出铺面的风采。柜台是商业的残骸。《平绥厅志》称这个地方在清朝乾隆年间昌盛一时，这些残缺剥落而且蒙受着鸡粪鸭粪的柜台，大概不失为物证。

    另一件可疑的旧物，是一口大铁锅，已经有了缺口和长长裂纹，丢在公家的谷仓后面的林子里没人理会，锅底积满了腐叶和雨水。锅大得惊人，一锅足足可以煮上两箩筐饭，搅饭的勺子至少也要大如耙头。没有人说得清：这口锅以前是谁的？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锅？锅的主人后来又为什么丢弃了它？如果用这口锅给长工做饭，主人一定是大庄主。如果用这口锅给兵丁做饭，主人一定是不小的将军。这些猜想都足以使我心惊。

    最后，《平绥厅志》描述的繁荣，在马桥上弓的一幢老屋上还残存了一角。那是青砖大瓦屋，大门已经没有了，据说大门前的石头狮子也在革命的时候被人砸了，但差不多高至人们膝盖的石头门槛，还显示出当年的威风。屋里偶有一扇没有被人拆走的窗户，上面的龙飞凤舞，精雕细刻，还有一股富贵气隐隐逼人。本地人把这幢无主的楼房叫做“神仙府”，有一种戏谑的味道。我后来才知道，神仙是指几个从不老实做田的烂杆子，又名马桥的“四大金刚”——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住在这里。

    我到神仙府去过一次，是受干部的派遣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刷写毛主席语录牌，不能漏下这一个角落。我去的时候，知道神仙府的金刚们或是谢世或是出走，现在只留下一个马鸣。他不在家，我在大门口咳了几声未见回音，只好怯怯地被几级残破的石阶诱入这一洞尘封的黑暗，在一团漆黑中有灭顶者的恐惧。幸好，侧身探进右厢以后，屋角缺了几片瓦，漏下一柱光线，让我的双目绝处逢生，最终有所依附。我慢慢才看清，这里有一片砖墙不知为什么向外隆胀，形如佛肚。这里的木板壁全是虫眼，遍地是草须和喳喳作响的碎瓦碴儿。靠墙有一口大棺木，也用草须覆盖，还加上一块破塑料布。我看见了主人的床，是墙角草窝中一块破席，上面有一堆黑如烟尘的棉絮，大概是暖脚的那一头，用一根草绳紧紧地捆成一束，显示出主人御寒的机智。草窝的旁边，有两节旧电池，有一个酒瓶和几个彩色的纸烟盒，算是神仙府对门外世界的零星捕获。

    我的鼻尖碰到了一团硬硬的酸臭，偏过去一点，又没有了。偏过来一点，又有了。我不能不觉得，臭味在这里已经不是气体，而是无形的固体，久久地堆积，已凝结定型，甚至有了沉沉的重量。这里的主人肯定蹑手蹑脚，是从来不去搅动这一堆堆酸臭的。

    我也小心避开固体的酸臭，找到一个鼻子较为轻松的地方，做了一块语录牌，即“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一句，希望对这里的主人有所教育。

    我听得身后有人感叹：“时乱，必乱时矣。”

    我身后有一个人，走路没有脚步声，不知何时冒了出来。他瘦得太阳穴深陷，过早地戴起了棉帽，套上了棉袄，笼着袖子冲着我微笑，想必就是主人了。他的帽檐如这里的其他男人们一样，总是旋歪了一个很大的角度。

    问起来，他点点头，说他正是马鸣。

    我问他刚才说什么。

    他再次微笑，说这简笔字好没道理。汉字六书，形声法最为通适。繁体的时字，意符为“日”，音符为“寺”，意日而音寺，好端端的，改什么改？改成一个“寸”旁，读之无所依循，视之不堪入目，完全乱了汉字的肌理，实为逆乱之举。时既已乱，乱时便不远了呵。

    文绉绉的一番话让我吓了一跳，也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赶忙岔开话题，问他刚才到哪里去了。

    他说钓鱼。

    “鱼呢？”我见他两手空空。

    “你也钓鱼么？你不可不知，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乎道。大鱼小鱼，有鱼无鱼，钓之各有其道，各有其乐，是不计较结果的。只有悍夫刁妇才利欲熏心，下毒藤，放炸药，网打棒杀，实在是乌烟瘴气，恶俗不可容忍，不可容忍!”他说到这里，竟激动得红了脸，咳了起来。

    “你吃了饭没有？”

    他捂着嘴摇了摇头。

    我很怕他下一句就找我借粮，没等他咳完就抢占话头：“还是钓了鱼好。好煮鱼吃。”

    “鱼有什么好吃？”他轻蔑地哼了一声，“食粪之类，浊！”

    “那你……吃肉？”

    “唉，猪最蠢，猪肉伤才思。牛最笨，牛肉折灵机。羊呢，最怯懦，羊肉易损胆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种说法我真是闻所未闻。

    他看出我的疑惑，干干地笑了。“天地之大，还怕没什么可吃？你看看，蝴蝶有美色，蝉蛾有清声，螳螂有飞墙之功，蚂蟥有分身之法，凡此百虫，采天地精华，集古今灵气，是最为难得的佳肴。佳肴。啧啧啧……”他滋味无穷地咂嘴咂舌，突然想起什么，转身去他的窝边取来一个瓦钵，向我展示里面一条条黑色的东西。“你尝尝，这是我留着的酱腌金龙，可惜就这一点点了，味道实在是鲜。”

    我一看，金龙原来就是蚯蚓，差点翻动了我的五脏六腑。

    “你尝呵，尝呵。”他热情地咧开大嘴，里面亮出一颗金牙。一口黄酱色的馊气扑面而来。

    我赶快夺路而逃。

    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几乎没有机会碰到他。他是从不出门做功夫的，他们四大金刚几十年来是从不沾锄头扁担一类俗物的。据说不论哪一级的干部去劝说，去训骂，甚至去用绳索捆绑，统统无济于事。如果威胁要送他们去坐班房，他们就表示求之不得，到了班房里还省得自己做饭吃哩。其实他们已经很少做饭了，对班房的向往，不过是他们图谋把懒推到一种绝对、纯粹、极致的境界。

    他们并不打伙，也从无饮食的定时，谁饿了，就不见了，回来时抹着嘴，可能已吃了什么野果野虫，或者已在人家的地上偷了一个萝卜或者包谷，生生地嚼下肚而已。若是烧上一把火煨熟来吃，已经算是辛苦万分劳累不堪的俗举，要被其他金刚耻笑一番。他们一无所有，对神仙府的产权当然也是糊糊涂涂。但他们又无所不有，用马鸣的话来说，“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他们整日逍遥快活，下棋，哼戏，观风景，登高远望，胸纳山川，腹吞今古，有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的飘逸之姿。在地里做功夫的人当初看见他们“站山”，免不了笑。他们不以为然，反过来笑村里的人终日碌碌，吃是为了做，做是为了吃，老子为儿子做，儿子为孙子做，一辈子苦若牛马，岂不可怜？纵然积得万贯家财，但一个人也身穿不过五尺，口入不过三餐，怎比得上他们邀日月为友，居天地为宅，尽赏美景畅享良辰大福大贵!

    到后来，人们再看见他们白日里这里站一站，那里瞅一瞅，也就见多不怪，不去管它。

    四大金刚中的尹道师，有时候还去远乡做点道场。胡二则去过县城讨饭，一去就个多月不回村。县里发下话来，说马桥的人进城讨饭影响太坏，村里应该严加管束，实在有困难的就应该扶助救济，搞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老村长罗伯无法，只好叫会计马复查从仓里出了一箩谷，给神仙府送去。

    马鸣是很硬气的人，瞪大眼睛说：“非也，人民群众血汗，你们拿来送人情，岂有此理!”

    他反倒有了道理。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取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以下的溪边去，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两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或者标榜他的臭讲究：“溪里的水甜。”

    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局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呵？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断断不会给这个面子——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有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少，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做疯话，当做笑话。这使他对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棒打鞭抽，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七手八脚抬回神仙府去。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了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

    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大写。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愿退出了人境的活物还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依旧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参见词条“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好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副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是不是？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就科学（参见词条“科学”）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觉

    “觉”在马桥发音qo，阳平声，意指聪明，与“醒”对义，比如“觉悟”。

    其实，“觉”的另一含义恰好是指不聪明，指一种昏聩、糊涂、迷乱的状态，比如“睡觉”。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就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倒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我们得承认，对聪明与愚蠢的判断，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似乎也得容许，马桥人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在语言中独具一格地运用苏醒和睡觉的隐喻。就拿马鸣来说吧，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人们太多太多的才智成了荒唐，太多太多的勤奋成了过错，太多太多的热情成了罪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餐风宿露，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更为身体健康。

    那么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呢？

    他到底是“醒”着还是“觉”着？

    其实，每一个对义的词，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点，通向悖论的两极。这样的交叉点隐藏在密密语言里，不时给远行的人们增添一些犹疑。

    觉觉佬

    马桥最会发歌的是万玉，但我到马桥很久以后才认识他。村里奉命组织过一个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把上面来的一些文件或社论编成快板演唱，敲锣打鼓送到其他村寨，其他村寨也照此办理。演出结束总要喊一些口号。七嘴八舌喊口号，很难喊得整齐，于是常常把长口号分成几句来喊，不免喊出些问题。毛主席有条语录，一分开就变成了三句：（一）打击贫农！（二）就是！（三）打击革命！……一前一后都成了反动口号。但大家依旧逐一振臂高呼，没觉出有什么不顺耳。

    还要奉命演出革命样板戏。乡下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在道具服装等方面不可能太讲究。白毛女上台，头顶一挂长麻，吓得小把戏一脸僵硬。英雄杨子荣没有斗篷，只好让他穿上蓑衣打虎上山。有一次深秋的风大，把台上木制的景片刮倒了，也就是把贴满棉花的一块门板刮倒了，可怜杨子荣同志刚刚壮志豪情地打完虎，就被倒下来的这座雪山咚地一砸，两眼翻白，东偏西倒，最后栽倒在台上。好在台上的几盏油灯昏昏的，观众没怎么看清，还以为英雄卧倒是设计中的战斗动作，给了一些掌声。

    农民说，还是老戏好看，不过新戏也还热闹，也出味。

    杨子荣虽然负伤，但还是演得比较成功。他脑子昏昏然，忘了台词，情急生智，见到锣鼓唱锣鼓，见到桌椅唱桌椅，最后一气把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修水利种油菜全唱了，唱得全场喝彩。公社干部也没听清，连声说好，决定让马桥的宣传队代表全公社到县里参加汇演。

    进县城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而且排练节目总比挑塘泥要松活得多。有些男女还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交际，互相化化妆，互相收拾收拾衣物什么的。大家都很高兴。村党支部书记马本义也觉得脸上有光，兴冲冲地交代我，要编一出四个女崽的戏，编什么他不管，就是要四个女崽。

    我问为什么。

    “你们旧年不是连了四件红褂子么？那些褂子费了大队上两担谷，锁在箱子里作惜了。”

    原来他是不想埋没了两担谷。

    大家也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

    为了改进节目，县里来了两个文化馆的人，建议还要加一个山歌，体现马桥的民间文化特点。本义想了想，说这有何难，万玉的喉咙尖，发丧歌发喜歌都是好角色，要他来发!

    村里的人都笑，尤其妇女们笑得前翻后仰，让我有点奇怪。我打听这个人是谁，她们略加描述，我才隐约想到一个似乎见过的人，没有胡子，弯弯眉毛也极淡，加上他总是刨出一个光头，看上去颇似一颗光溜溜的油萝卜。我记得他总是挑着一副担子出村，不知是去干什么。也记得他曾旁观别人唱歌，当时有人劝他出场，他就拖着一种尖细的娘娘腔讲官话：“莫唱的，莫唱的，同志们莫要拿小弟调笑。”说着还红了脸。

    他住下村两间茅屋，离了婚，带着一个小伢。据说他有点下流，尖尖嗓门总是出现在女人多的地方，总是激发出女人的大笑，或者被女人们用石头追打。他原是一个推匠，就是上门推砻碾谷的人，多与主妇们交道。日子久了，“推”字由于他又有下流的意味。常有人问他，到底推过多少女人？他不好意思地笑：“莫耍我，新社会要讲文明你晓不晓？”

    复查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万玉到龙家湾推米，一个小孩问他叫什么号？他说他叫野老倌。小孩问你来做什么？他说打你妈妈的粑粑呵。小孩兴冲冲跑回屋，如实传达。这家聚着一伙女人在喝姜茶，一听皆笑骂。娃崽的姐姐气不过，放出狗来咬，骇得他抱头鼠窜，最后失足掉在粪凼里。

    他一身粪水爬上田埂，留下凼里一个大坑，像一头牛睡过的。路上有人惊问：“万推匠，你如何今天往粪凼里跳？”

    “我看……看这粪凼到底有好深么。”

    “你也来检查生产么？”

    他支支吾吾急步走了。

    一些娃崽在他身后拍手大笑，他捡一块石头威胁，腰子扭了好几下，憋出吃奶的劲也不过投了一竹竿远。娃崽便笑得更加放心。

    从此，“检查生产”就成了马桥的一个典故，指万玉式的狼狈，以及对狼狈的掩饰。比方有人摔了一跤，马桥人就会笑问：你又检查生产么？

    万玉是本义书记的同锅堂弟，有一段，本义家来了一个模样子漂亮的女客，他就三天两头笼着袖子到本义家闲坐，娘娘腔尖锐到深夜。一天晚上，火塘边已经围了一圈人，他大咧咧抽一张椅子挤入。本义没好气地问他：“你来做么事？”

    “嫂子的姜茶好香，好香。”他理直气壮。

    “这里在开会。”

    “开会？好呵，我也来开一个。”

    “这是开党员会。你晓不晓？”

    “党员会就党员会，我个把月没有开会了，今天硬是有瘾，不开它一家伙还不行。”

    罗伯问：“哎哎哎，你什么时候入了党？”

    万玉看看旁人，又看看罗伯：“我没有入党么？”

    “你入了裤裆吧？”

    罗伯这一说，众人大笑。

    万玉这才有羞愧之色：“罢罢罢，奴妾误入金銮殿，去也去也。”

    他刚跨出房门就怒火冲天，对一个正要进门的党员威胁：“好吧，老子想开会的时候，偏不让我开。老子不想开的时候，你们又偏要开！好吧，以后你们开会再莫喊老子来！”

    他后来果然不再参加任何会，每次都拒绝得振振有辞：“我想开会的时候如何不让我开？好，你们把好会都开完了，剩几个烂会就想起我来了，就挂牵起我来了，告诉你，休想！”

    出于对干部们将他逐出党员会的怨恨，他牢骚渐多，有一次帮几个妇人染布，忙得满头大汗，也忙得愉快。说着说着就得意起来，不免说走了嘴。他说毛主席也没有胡子，你们看像不像张家坊的王三婆婆？见妇人们笑了，他又说，他有两张领袖的宝像，一张贴在米桶前，一张贴在尿桶前。他要是米桶里没有米舀了，就要给宝像甩一个耳光。要是尿桶里没有尿担了，也要朝宝像甩一个耳光。

    他看见妇人们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得意，说他来年要到京城去一趟，要找毛主席说个理，为什么叉子湾里的冷浸田也要插双季稻？

    话传到干部们的耳朵里，干部当即就要民兵操起步枪，把万玉一索子捆了送往公社。几天之后他回来了，哼哼哟哟，脸上青了几块。

    “怎么样呵？公社请你去检查生产？”有人问他。

    他摸着脸苦笑：“搭伴干部们看得起，罚得不重，不重。”

    他的意思是指公社念他是贫农，只罚了他一百斤谷。

    从此，“看得起”或者“干部看得起”也成了马桥的典故，是自我解嘲的意思，或者是罚谷的意思。要是有人犯事被罚，别人就会说他：“今天干部看得起你呵？”

    万玉初到宣传队来的时候，显得十分破落潦倒，一根草绳捆着破棉袄，歪戴一顶呢子帽，悬掉得过高的裤脚下没有袜子，露出一截冻得红红的脚杆。还提着一杆牛鞭，是刚从地上回来。他很不耐烦的样子，说搞什么鬼呢，一下子不准他发歌，一下子又要他发歌，还要发到县里去，好像他是床脚下的夜壶，要用就拖出来，不用就塞进去。何部长从不做好事！

    其实这根本与公社的何部长无关。

    他神秘地问：“如今可以发觉觉歌了么？共产党……”他做了个表示翻边的手势。

    “你胡说些什么？”我塞给他一张纸，是关于大抓春耕生产的歌词，“今天记熟，明天就连排，后天公社里要检查。”

    他看了好半天，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发这个？锄头？耙头？扁担？积凼粪？浸禾种？”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同志，下了田天天都是做这号鬼事，还拿上台来当歌发？不瞒你说，我一想起锄头扁担就出汗，心里翻。还发什么发？”

    “你以为请你来唱什么？要你唱，你就唱，你不唱就出工去！”

    “呵哟哟同志，如何这么大的脾气！”

    他没将歌词还给我。

    他的歌声未必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好听，虽然还算脆亮，但显得过于爆，过于干，也过于直，一板唱上去，完全是女人的尖啸，是刀刃刮在瓷片上的那种刺激。我觉得听者的鼻窦都在哆哆嗦嗦地紧缩，大家不是用耳朵听歌，是用鼻窦、用额头、用后脑勺接受一次次刀割。

    马桥不能没有这种刀割。除了知青，本地人对他的歌声一致好评。

    知青更不同意他自我得意的化装，不让他穿他的那双旧皮鞋。他还要穿出他的灯芯绒裤子，甚至还要戴上一副眼镜。县文化馆来的辅导老师也说，大闹春耕怎么可以是个相公样？不行不行。他们想了想，要他打赤脚，卷裤腿，头上戴一个斗笠，肩上还要扛一把锄头。

    他大为不解：“肩锄头？那不像个看水老倌？丑绝了，丑绝了！”

    文化馆的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

    “那我挑担粪桶来，就更加艺术么？”

    如果不是本义在场督练，争论不可能结束。其实本义也觉得锄头不大悦目，但既然县里来的同志说锄头好，他只能拥护。“要你肩你就肩着，”他对万玉大骂，“你这个家伙怎么醒得猪一样？总要肩个东西吧？不然在台上呆呆的像个什么？发起歌来如何有个势？”

    万玉眨眨眼，还是呆着。

    本义急起来，上去给万玉做了几个示范动作，撑着锄头，或者是扛着锄头，一会儿扛在左边，一会儿扛在右边，让他看清楚。

    以后几天的排练中，万玉打不起精神，支着他那把锄头站在一旁，形单影只。他比其他演员都年长一截，似乎也搭不上话。有些过路的妇女来看热闹，万玉到这个时候总有羞惭万分的表情，五官纠聚出一团苦笑：“大妹子莫看，丑绝了。”

    他最终没有跟我们到县里去。在公社上拖拉机的那天，左等右等，就是没看见他的影子。好容易看见他来了，又发现他没有带锄头。问他的锄头到哪里去了，他支支吾吾，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到县里再借。领队的说，街上不像乡下，家家都有锄头，万一没有借到合适的如何办？快回去拿！万玉还是笼着袖子支支吾吾没有动。我们看出来了，他硬是同那把锄头过不去，不想把它肩上台。

    领队的只好自己就近去借。等他借来时，发现万玉不见了，溜了。

    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县里，一直是很想去的。他早就在洗鞋子洗衣服，做进城的准备。他还偷偷地请求我，到时候一定要领着他过城里的马路——他最怕汽车。要是街痞子打他，他是肯定打不赢的。城里的女子好看，他东看西看也可能走失。他希望我随时挽救他。但他终于没有跟着我们去县城，决心与那把锄头对抗到底。他后来还解释，他对那些积凼粪、铲草皮、撒牛粪、浸禾种的歌词无论如何记不住，心里慌慌的，恼恼的，唱着唱着就想骂人，真到县城去唱肯定要出大事。他不是没有努力，甚至吃了猪脑子、狗脑子、牛脑子，还是记不上几句，一走神就滑到男女事上去了。他只得狠狠心临阵开溜。

    因为他的不辞而别，本义后来罚了他五十斤谷。

    这样看来，万玉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的问题上却相当认真。他在很多时候不坚定，对觉觉歌的倾心却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并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的艺什么术。

    洪老板▲

    收工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一只小牛崽，没有长角，鼻头圆满，大眼黑亮，毛茸茸地伏在桑树下吃草。我想扯一扯它的尾巴，刚伸出手，它长了后眼一般，头一偏就溜了。我正想追赶，远处一声平地生风的牛叫，一头大牛瞪着双眼，把牛角指向我，地动山摇地猛冲过来，吓得我丢了锄头就跑。

    过了好一阵，才心有余悸地来捡走锄头。

    趁着捡锄头，我讨好地给小牛喂点草，刚把草束摇到它嘴边，远处的大牛又嚎叫着向我冲来，真是好歹都不吃，蠢得让人气炸。

    大牛一定是小牛的母亲，所以要同我拼命。我后来才知道，这只牛婆子叫“洪老板”，因生下来耳朵上就有一个缺口，人们就认定是罗江那边某某人的转世。那个当年叫洪老板的人左耳上也有个缺口，是个大土豪，光老婆就有七八房。人们说他上辈子作恶太多，老天就判他这一辈子做牛，给人们拉犁拖耙，还要挨鞭子，是还前世孽债。

    人们又说，洪老板投胎到马桥来，真是老天有眼，办事公道。当年红军发动农民打土豪，马桥的人开始不敢动，见龙家滩的人把土豪戴高帽了，还砍了人家的脑壳，并没有什么事，这才跃跃欲试。可惜的是，等到他们拉起了农会，喝了鸡血酒，做了红旗子，才发现时机已经错过：附近像样一点的土豪全部打光了，粮仓里只剩几只老鼠。他们不大甘心，打听来打听去，最后操着梭镖火铳过了罗江，到洪老板所在的村子去革命。他们没有料到那里的农民也革命了，同样喝了鸡血酒，同样做了红旗子，只是说洪老板是他们的土豪，只能由他们来革，不能由外乡的人来革。同样的道理，洪家的粮只能由他们来分，不能由外乡的人来分。肥水不流外人田么。两个村子的农会谈判，没谈拢，最后动起武来。马桥（不仅仅是马桥）这边的人认为那边的人保护土豪，是假农会搞假革命，架起松树炮就朝村子里轰。那边也不示弱，锣声敲得震天响，下了全村人的门板，抬来几架脱粒去糠的风车，堵住了入村路口，还粉枪齐发，竹箭纷飞，射得林子里的树叶刷刷响，碎叶纷纷下落。

    一仗打下来，马桥这边伤了两个后生，还丢了一面好铜锣，全班人马黑汗水流整整饿了一天。他们无法相信那边农民兄弟的革命觉悟竟然这样低，想来想去，一口咬定是洪老板在那边搞阴谋。对洪老板的深仇大恨就是这样结下来的。

    他们现在很满意，事情公平合理，老天爷让当年的洪老板来给马桥人背犁，累死在马桥，算是合理补偿。这年夏天，上面抽调一些牛力去开茶场，队上只剩下两头牛，牛也就特别累。犁完最后一丘晚稻田，洪老板呼哧呼哧倒在滚烫的泥水里，再也没有爬起来。人们摸摸它的鼻子，发现它没气了。把它抬回牛场宰了，发现它的肺已经全部充血，差不多每一个肺泡都炸破，像是一堆血色烂瓜瓤，被屠夫丢在木盆里。

    津巴佬

    兆青参加全公社修路大会战的时候，在工棚里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说他到工地上来，除了赤条条的一条龙，什么也没有带。人们所有的财物都被他共产。临到吃饭，发现筷子没有了，八成就是他抢先一步窃走，正在用来扒他的饭。发现毛巾没有了，必定是他刚才顺手扯走，此时正在什么地方，抹洗他骨头丰富的胸脯或阔大的鼻孔。知青在意他一口焦黄的牙齿，在意他长长的鼻毛，对他偷毛巾最为痛恨。把毛巾夺回来以后总要用肥皂狠狠洗几遍，还怀疑毛巾上残留着他鼻孔里的污秽。

    他厚着脸皮笑笑，反倒指责对方小气，有时更寡廉鲜耻地狡辩：“我又没有拿毛巾给婆娘洗胯，你这样怕做什么？”

    兆矮子什么事都往胯裆里说。哪个流鼻血，他就说你来了月水么？哪个去小便，他就说你探出头来看天呵？就这两句玩笑话，他可以百说不厌，也不觉得单调乏味。

    他还说到自己的儿子三耳朵，说到这个不孝之子勾引铁香私奔：“老子还没动手，他倒先一脚搞了个街上的婆子，你看气不气人！”

    女知青对他最为反感，每次出工都不愿意同他在一起。

    他在家里本来是从不用肥皂的。但他容不得别人有什么特殊，容不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他的探索。没过多久，他也对肥皂产生了兴趣，偷毛巾的时候连同肥皂一并捎带。洗得兴起，一条褂子就洗出轰轰烈烈一大盆肥皂泡，在肥皂的主人眼里实在是惨不忍睹。牟继生下工回来，发现自己刚买来的肥皂已经成了一小块，都认不出了，不免悲愤。“兆矮子，你这家伙一点道德也没有，侵占他人财产，犯法你知不知道？”

    兆拉长脸：“你吼什么吼？我是做祖爷的人了，孙子都放得牛了，都捡得柴了，用一下你的碱都犯法？”

    “你看你何事用的？赔，你赔！”

    “赔就赔！一块碱都赔不起么？老子赔你十块。你看你这样范。”

    旁边有人打趣：“你拿龙根来赔？”

    兆脸色炸红：“以为老子赔不起？老子的猪婆刚下崽，一天就要吃一锅潲，天看天地长膘，掐着日子就要出栏。”

    对方还是实事求是：“就算你的猪婆屙金子，也要你舍得呵。”

    “我就赔，就赔。脱了裤子赔渠。”

    牟继生跳起来：“裤子不要，你那裤子是人穿的么？”

    “怎么不是人穿的？缝了还没有一个月。”

    “婆娘的裤子一样，屙尿都找不到地方。”

    牟继生最蔑视乡下人的抄头裤——靠一根草绳勒着，没有皮带扣环，更没有什么线条，两个宽阔浩大的大裤筒，裤裆正反两面一个样。人们总是前后两面轮换着穿，于是后裆常常到了前面，鼓鼓囊囊向前隆出，给人一个下身接反了方向的感觉。

    “那你要何事搞？”

    牟继生一筹莫展，没想出兆矮子那里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只好把一块碱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马桥人把兆青叫做“津巴佬”。津巴佬就是啬巴佬、吝啬鬼、小气鬼的意思。在马桥词汇中，“津”与“岩”相对。“岩”指呆笨或者憨厚，是山性的东西；“津”指狡猾和精明，是水性的东西，倒也同古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说暗合。考虑到古代有河流的地方才有交通，才多商业，才会多出盘算和计较，用“津”字来描述精于算计的人，当然不无道理。

    我同兆青一床睡过几天，最不能忍受他的磨牙。每天夜里，他不知怀着对谁的深仇大恨，嘎巴嘎巴地咬牙切齿，彻夜不息，像不屈不挠嚼下了成吨的玻璃或者钢铁，整个工棚都随之震动。即使隔了好几个棚子，不眠人的神经想必也被他的牙齿咬紧和咬碎。我注意到，很多人早上起来都红丝入眼，眼皮松泡，头发散乱，手脚软软的，像经历一场大难一样疲惫不堪痛苦难言。如果没有兆矮子的磨牙声，大家恐不会吓成这样子的。

    兆青却若无其事，走路轻巧无声，有时还咧开一嘴黄牙笑一笑，把夜晚的仇恨掩盖得不露痕迹。

    我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得意：“你没睡好？我何事没听见？我睡得连身都没有翻。”

    “你肯定是风重了，再不就有一肚子虫。”

    “是要看看郎中。你借我点钱，三块、五块都行。”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借钱似乎已成了他的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事业，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黑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借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没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如何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宿的窝。

    这不要紧，他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嬉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蟆，睡在床角似乎只有小小的一撮，加上曲背缩脚，倒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纹丝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的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搓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橘色的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耙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弧线，抑扬有致，刚柔相济。耙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耙头顺势转过来，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无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橘色光雾中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

    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倌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绝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便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那家伙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怕是个有名无实吧？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吧；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了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要秤杆跌（给队上交家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

    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子，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块二？哪里值得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哪有不还价的？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下？”

    “下去下去。”对方不耐烦地把他往下推。

    “救命呵，救命呵——”兆青死死攀住车门，一屁股坐在地上，“老子刚刚扎过的，公社干部都来慰问过我，你敢不让我坐？”

    司机和售票员同他说不清，满车的乘客也急得喊成一片，要司机快点开车。复查有点怕，赶忙掏出钱来，把票买了。

    事后，兆青的脸色一直不好看，把车窗拨一拨，把座垫揪一揪，愤愤地吐痰，到了站也不下车，被复查喊了几次，发现自己已经是车上最后一个人了，还迟迟不肯钻出门。“夷边人就是拐。两斤肉的价钱，就坐这一泡屎的工夫。”

    口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通。

    从县里回来，他说什么也不坐班车了，对一切班车也满腔怒火，路上每看见一辆，就“臭biao子”、“贼嬲的”之类叫骂一通，唾沫星子朝风驰电掣的汽车追过去。到后来，一切汽车都在他的憎恶之列，都要被他恶狠狠地瞪上一眼。走到黄市，一辆吉普轧死了农民的一只鸭，司机不肯赔，同鸭的主人拉拉扯扯，不**兆青的什么事。他不知哪里来的冲天怒火，从围观的人群外挤进去，二话没说就是一拳，打得司机向后仰坐下去，鼻孔立即流血。围观的人本来同情鸭子的主人，怯于司机的威风，还不怎么敢说话，一见有人带了头，立即冒出一片喊打声，吓得司机和他同伙的脸都白了，赶忙掏出钱来消灾。

    吉普慌慌地跑了。鸭主人对兆青满心感激，说这个司机是县政府的，以前经常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一霸，刚才不但不赔鸭，还说鸭子妨碍了战备任务。要不是兆青仗义，司机说不定就把他抓到县里去了。

    兆青没注意旁人的感激和敬佩，也没大注意县政府意味着什么，还在气呼呼地后悔，说吉普车溜得太快了，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找一根扁担撬住轮子。

    他和复查继续赶路，想搭一搭顺路的拖拉机，拦了几次，都被拖拉机司机拒绝，只好在热气逼人的公路上走着。复查一路上走得大汗淋头，忍不住埋怨：“反正是队上出车钱，你硬要省下来做什么？这不是，自己找苦吃！”

    “贵得不平民愤么！”兆青是指车票价，“我这个人可以少吃点，可以少穿点，就是心里怄不得气。”

    一个又一个公路牌数过去了。他们渴得喉眼冒烟，碰到一个路边卖茶水的摊子，牌价是一分钱一碗。复查喝了两碗，要兆青也喝。兆青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曲缩着身子在树阴呆坐。接下来，他们冒着日头又走了十来里路，路过一口水井，兆青这才从路边窑棚那里借来一个碗，一口气喝了八碗，喝得自己水嗝翻滚两眼翻白口吐涎流，差一点没接上气。他大嘘一口长气，得意地教导复查：“醒崽哎，我说你龙根毛还没长齐，不晓得过日子的艰难辛苦。我们这号人，就算赚不到别人的钱，赚自己的钱还是可以的呵。”

    队上给出差的人一天补助五角钱的伙食。兆青饿着走了一天，留了个整数回家，还得了路边窑棚里的一只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