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他母亲感到不对,因为他常向母亲打听德语系的情况,而且他说,你们德语系最近怎么样?他母亲提醒他,她不在德语系上班,她在大学图书馆上班,但他过两天还问德语系的事、母亲问他在收容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要不是总这么东问西问的,我爸能离开你嘛?母亲害怕了,领他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谈话,他表现得一切正常。医生问他在家是不是经常胡说,母亲认真想想说不经常。医生说那就再观察观察,没什么大问题。母亲领天河回家了,那以后再没去看过医生。天河试着干过几种工作,没一次能干满一个月,母亲绝望了,就尽量自己想办法多挣一些钱,养着儿子。
我没有对这位母亲说,天河对我说的关于警察的事情,因为最后这位母亲说,她渐渐地也知足了,至少她每天看见儿子还很快乐,正常不正常又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她说得对。
在我告辞前,我很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让这位已经知足的母亲最终把儿子送到了精神病院。可我最后提出的问题却是别的。天河平时在家干什么啊?我说。看书,她说,我给他办了一个我们图书馆的证儿,他每天都看得不少,但都是些没用的书。都是些什么样没用的书?我问。她说,我不太清楚。
是的,我没有问为什么天河进了精神病院,因为我也是一个女人,如果她能说,也不用我问。预感对我来说,就像家养的小鸟,不是春天才来,它喜欢总是引导我,让我神经兮兮。当我离开天河母亲的那个下午,天河开始让我觉得亲近,不是因为他是个疯子。在天河盘绕的校园里,我感到内心里有个东西折磨着我,它让我所有的故事都是难过的悲伤的,让我在所有的平静幸福的状态下都感到不安,让我头脑只有在痛苦中才变得智慧。看着校园里被剪过的墙树,我觉得我比天河更有资格是一个小疯子,好像疯子也是一个职称似的。不过正常的行列并没有失去我,因为我的脸是一块大苫布,遮盖一切让我能很久很久地装模作样。
现在我请你原谅共和我一起去看看天河。那是一个坐落在郊区的医院,空气清新,医院有个理智的名字:安定。见过天河以后,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弃这个话题,像以前一样,该怎样就怎样,这是为什么我要写完这个故事的理由。
我从市里上了一辆能通郊区的公共汽车,终点站是安定医院。汽车驶出市区,在刚刚返青的田野上司机开始加速。他开得并不是飞快,而是保持一个从容平静的快速。我坐在窗前,看着司机的背影,通过他速度的变化,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转移:蓬勃充满了活力。他偶尔通过侧面的窗口看看近处远处的田野,一点也不在乎我们的终点是精神病院。这多好,不是每个人都在乎细节,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是病人。
在进到医院以前,我脑子里都是关于精神病院的种种想象,而且大部分具象的东西都是从电影里看来的。电影电视如今无孔不入,让人难过。我通过一个整洁的院落进到一个三层的黄颜色的楼里,在门口我碰见一个年轻的护土,她告诉我109在走廊的最里面。我穿过走廊,偶尔从病房的窗户里望过去并没有看见有人被绑在床上,有几个人坐在床上,头微仰,嘴微张,跟练静坐的人差不太多。可是109房间一个人也没有。我回到走廊上又碰到了刚才的小护土,她让我到后院看看。
后院是个搞得很俗气的中式的小院儿,有回廊花池什么的。我看见天河坐在花池后面的一个低矮的假山上,远看有点像一个成精的猴子。
你好,朋友,是我像他那样对他挥手对他微笑对他打招呼。可是他并没有像我回答他那样也对我有什么表示。他表情没有变化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猴子。我走近他,看见他的表情,用句时髦的话说,很酷。我已经走到他的跟前,他依旧看着我不说话。我觉得很尴尬,把给他的水果放到地上,坐到他旁边的另一块石头上。
你还认识我嘛?我又试试跟他说话,因为不想什么话都没跟他说就走了。
他对我笑笑,我也赶紧对他笑。
我去过德国,我想提醒他我是谁。
那又怎么样?他说。
我转过头看看院子里别的人,想笑,想笑自己,他从来就没疯过,可我却把他当成疯子同情过。这世界把嘲弄人当成主要乐趣了。
好,我又看看他时,决定不再兜圈子。我去过你家,见过你母亲。
她肯定不会对你全说出来,因为她要面子。
你干嘛那么肯定?我看着他的脸突然又把他当一个男人一个正常的对手。
除了医生她不会再对任何人说,她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儿来。
我并不想知道没人敢说的事情。
他听我说完笑了。我也觉得自己说这样的话可笑。
我开始在家里不穿衣服。他说。
可她是你母亲。我说。
就是。他说,所以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身体本来就是她给的。
我没有再说话,等他往下说。可他不说了。他碰碰我的肩膀,让我看远处的一个很壮的男人。
他是这儿最厉害的家伙,他每天都嚷嚷打死这个打死那个,可他谁也没打过。
可他很壮。我说。
对,他说,可他要是逼你,你不跑,你就赢了。
要是跑了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