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撤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
他说,这不行,生病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作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rx房的乞妇。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功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的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祥,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祥。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啧一番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
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站姿?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摒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之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的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工具。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尤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
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
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俩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槽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徉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了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也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的,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上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她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