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辽东第一枪与倭寇起源和发展

～1°15′的区域。它一面临海，三面环陆，北，西，南三面分别与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三省一市毗邻，东面经渤海海峡与黄海相通，辽东半岛的老铁山与山东半岛北岸的蓬莱角间的连线即为渤海与黄海的分界线。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犹如伸出的双臂将其合抱，构成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放眼眺望，渤海形如一东北—西南向微倾的葫芦，侧卧于华北大地，其底部两侧即为莱州湾和渤海湾，顶部为辽东湾。

    渤海海域面积7784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长668公里，平均水深18米，最大水深85米，0米以浅的海域面。

    进入了渤海，古大力的船队并没有直下驶向南海，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补给不够。于是青泥洼成了第一个目的地。

    青泥洼这个名字听着很陌生，但它可是座很有名气的城市，大连。此时的大连并不是个好地方，不过是有些规模的渔村罢了。

    横跨渤海到了青泥洼已经是深夜了！深知北军并无多少水军的古大力不忌惮身后有敌兵最近，命令船队停驻半夜，在到第二日天亮出发。

    简短解说到了第二日，古大力的军队采买了出海所用的补给后终于出发进入了黄海。进入了黄海之后，距离辽东越来越远了，古大力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了地。

    一连三五日平安无事，船上的生活十分无聊，一个对手终于要出现了。一个曾经古大力遇到过的对手。

    倭寇。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武士、商人和海盗。

    具体介绍一下这个东西的起源和发展.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碑文上所记载“倭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

    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日本”这一称呼大约使用于公元7世纪后期，在16世纪倭酋丰臣秀吉的倭乱、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两国的人民都称呼日本军为“倭寇”。秦语中，寇与贼同意。

    事实上，倭寇大多数都是中国渔民、海盗及走私者，除了上文提到的人们迫于生计入海为盗之外，还有一个证据，倭寇的首领，从汪直到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无不是中国人。人们将其称之为倭寇，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其根据地在琉球，那么就被民众普遍认为倭寇来自日本；二是因为上文提到的，海盗要隐藏身份，地方官要逃避责任，来自日本（倭国）就变成了最好的借口。

    事实

    “倭寇”这个称呼没有任何问题。

    汪直等倭寇头子为了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借着与日本交通，从日本大名手中获得了大量军事技能娴熟的中下级军官。以这些武士为骨干，在很短的时间内，是自己的武装力量达到了日本战国时期强势大名正规军级别。

    这些混杂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武装走私力量，实际上是以日本战国时代军队的战术来作战的。因此后来中国军队在嘉靖倭乱时期总结出来的对倭战术，在万历年间被直接应用于朝鲜对日战场，连李朝也认为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战法。而丰臣秀吉时代侵略朝鲜的军队，全是所谓的“战国百战精锐”，并没有什么中国人。这也反证了汪直之后的倭寇，在战术上已经完全是一支日本战国时代的军队。

    参与其中的中国人为躲避官府追究，做日本人的装束发型。这些人联合日本大名、武士，以日本为基地出发，使用日本的战术战法，洗劫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其残暴与早期倭寇并无不同。这些所谓中国人，在抢掠中国沿海，屠杀中国平民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中国人。

    嘉靖倭乱时期的海寇集团，从其出发地点，战术战法乃至所作所为，明朝将其称之为倭寇并无错误，有些人纠结其中所谓中国人占多少，日本人占多少，因而不算倭寇。殊不知，中国讲究“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重视文化认同而非血统认同。因此与其说是“假倭”，倒不如说他们是“假中国人”，就如同法国的外籍兵团，即使外籍人士再多，也依旧要算法军。又如同那个先高喊“我是中国人，别开枪。”再趁机袭击志愿军的华裔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不管他汉语讲得再好，他也是个美国人。

    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至元十八年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失败，而日本政府也因此加强海防。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著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明朝倭寇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

    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前期

    明成祖发动叛乱，夺取政权，迁都北京后，据说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贼合作。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鱼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后来的发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胡宗宪与戚继光曾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三：

    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

    葡萄牙殖民者与日本藩侯以及中国沿海士绅集团的勾结

    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日本人）、叶明（日本人）、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