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爷爷,这就是现实!”
朱雄英无意打破他们的三观,可是事实终究就是事实。
三国演义之中就有: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说白了,这就是一种王朝周期的表现。
“那你说的这个王朝周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打破?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想要跳出王朝周期这个怪圈也很容易,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改变大明现在的经济体制,放弃小农经济,便可以跳出王朝周期。”
“小农经济?殿下,不知何为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顾名思义,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主要是以满足一家一户的基本生活需求为目标。”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种田养活一大家子的经济,我们大明主要就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也就属于小农经济。”
“不行,农乃民之本,国本不可动!”
明初,朱元璋以及一干大臣选择主张重农抑商,那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的:
首先商人这个群体是通过各处奔走获取大量财富的,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就算有钱朝廷也视其为流民。
其次,商人各处奔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废朝难管理,收税都找不到人,所以在封建政府眼里,商人就是毫无价值的社会蛀虫。
最后,在获得大量的财富之后,商人们往往会大量的购买土地,这就造成了土地兼并,也就变相的增加了失地农民的数量,造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有这三个原因在前,再加上他早年间的经历,让他深知劳苦大众的不容易,因此自立国以来,太祖高皇帝便实施轻徭薄赋的惠农政策,并让身边皇子、大臣深深的铭记住百姓的艰苦要把惠农政策坚持下去。
受到太祖高皇帝的影响,建文帝、成祖高皇帝、仁宗皇帝和宣宗皇帝都实行了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的政策。
不仅如此,古代还歪解了士农工商,明初,四民顺序为“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为四民之末,即比奴婢的地位稍高一等。
而且在商人穿衣方面明文规定,家中有一人经商,全家不可用绸、纱,只可用绢和棉布;并且大明朝廷承袭古制,规定商人及其后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断了商人企图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改变阶层命运的后路。
“我何时说过要废除农事了?”
朱雄英很是奇怪,难道刚刚是自己记错了?!
自己有说过要将农业给废除吗?
不要逗了好吧,就算是那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敢放言说要将农业给废除,自己这个小身板怎么可能会大言不惭地说这种话?!
这事污蔑!赤裸裸的污蔑!
这么大的一顶帽子,朱雄英这个小身板子可承受不住!
“那你的意思是?”
“我说的是改变,也就是说可以将整个大明的着重点转移到商业、手工业上!”
这次,朱雄英可是一点模糊词都不敢说,就怕这些人再给自己扣下个什么黑锅下来,让自己好不容易的穿越成为遗臭万年的存在。
“爷爷,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大明的农业有问题吗?”
历史书上,确实描写过古代农民的劳作场景: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白居易《观刈麦》
一家十几口人,一年到头就指着家里的那几亩良田过活。
从能下地的稚童到步履蹒跚的老妪,只要到了农忙之时,那都是要参与到农事之中的。
可这么多劳动力撒下去,除去家里人的吃穿嚼用,竟然积攒不下多少银钱下来。
可要是家里有人在外经商或有一门拿的出去的手艺,那除去田里刨出的粮食之外,每个家庭都会多出一份进项。
久而久之,当副业挣到的银钱比主业挣到的还要多之时,就算是再冥顽不灵的人也知道两者应该怎样抉择。
“这要是商业发展的太快,会不会造成农业的动荡?!”
处于吏部尚书这个位置,自然清楚下面的这些商人们跑的活计能有多挣钱。
就算是他们这些世家,那家族里也是有人专门负责经商的,不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怎么可能光是凭着家里的那些田产就能活的这么精细。
“所以,我们大明的税务必须要转移到商业方面,对于商税,我们必须要重视!”
这话,朱雄英早就想说了,可作为大明的皇长孙,要是没头没脑地直接站到爷爷面前这样大放厥词,爷爷肯定会多想,毕竟一个国家的税务那才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
“可商人毕竟是四海之内到处跑,我们又不是他们府上的账房,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商人到底挣到了多少钱,要是这些商人欺上瞒下怎么办?”
之前就说了,因为没有全国性质的权威银行存在,朝廷并不能得到这些人的准确收入,为了不让这些人欺上瞒下,朝廷索性就直接重农抑商,从根本上打消这些人逃税的可能。
“欺上瞒下,可以啊,能装的了一时有本事他们就装一辈子,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人具体挣到了多少钱,完全可以用入税钱财的标准来观察这些商人平时的生活,要是超额太多的话,那就代表他们欺君!欺君之罪,那可是要株连九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