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下发了《保民训要》,要求各地严格执行,这个所谓的《保民训要》,其实就是对保甲法的加强,其加强了村镇耆老和里正的权势,要求他们严格管辖村镇的户籍人口,禁止人员随意流动,总体说来,《保民训要》是对百姓更加严格的管控。
《保民训要》据说是顺天府府尹刘宗周提出来的,其提出的原因是陕西大量出现的流寇,以及后金鞑子入侵关内导致大量人员迁移,这些都导致村镇耆老和里正对人口户籍管理失控,府州县衙门更是无法弄清楚情况。
尽管没有看到《保民训要》的内容,但吴帆徽对大名鼎鼎的刘宗周却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刘宗周可谓是明末的大儒,对儒学研究有着非凡的成就,其提出的慎独观点,就算是几百年之后,还是存在不小的影响,也被证明是加强个人修养的最好理论之一。
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儒,却提出了比保甲法更加严厉的《保民训要》,试图将百姓牢牢圈禁在本村本镇,试图通过《保民训要》来消除流寇,消除狼烟四起的土匪,这岂不是缘木求鱼,不可能有丝毫的效果吗。
当然目前的情况之下,想要刘宗周提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北方的灾荒,解决流寇和土匪的问题,那也是不实际的。
因为知县尚未到任,米脂县没有强力推进《保民训要》,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延安所辖各地,基本都不可能推行《保民训要》,一方面大量百姓沦落为流民和饥民,不少人加入到流寇队伍之中,另外一方面,大规模的饥荒依旧在各地蔓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让庄户人家留在本村本镇,那就是要他们活活的饿死。
吴帆徽知道,这个《保民训要》在北方和中原等地根本就无法彻底推行下去,最终会沦落为一纸空文,不过皇上和朝廷肯定不会想到,他们拿来严格管控百姓的《保民训要》,倒是成为了府州县衙门某些人敛财的又一个工具了。
府州县衙门的户房,可以从严格管理户籍人口的角度出发,重新开始对人户的清理,一些想着解决户籍的人,通过贿赂,就可以趁着大清理的时间落户,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和历史,都随着重新落户而购销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行禁止成为一句空话。
也是因为新任的知县尚未到任,吴帆徽从县衙知道了更多的事情,让他最为吃惊的还是府州县衙门巧立名目征收的多如牛毛的赋税,而这些赋税的承担者,就是贫瘠的百姓。
譬如说延安府衙,在流寇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征收了所谓的安宁费,而当朝廷派遣大军前往陕西剿灭流寇的时候,巡抚衙门接到了府州县衙门粮草告急的文书,为了解决大军的开销,设立了剿灭费。
细细算起来,各种巧立名目征收的赋税,多达十余项,且这些赋税的总额,远远超出了朝廷规定的赋税,而且各级衙门在征收赋税的时候,首先就是征缴地方确立的诸多赋税,接着才是朝廷规定的赋税,万一征收的数额不够,那就再次写奏折叫苦,说是地方上遭受了灾荒,根本就无法征收到足够的赋税,反正法不责众,各地方都是如此,朝廷也不可能惩戒某一个人。
更加可恶的是,因为陕西大规模的灾荒,朝廷实际上已经免除了不少地方的赋税,这是皇上下旨明确的,但各级衙门充耳不闻,依旧征收赋税,让走投无路的百姓,最终选择了暴动,选择了造反。
这些事情,县衙里面那些资深的吏员是知晓的,毕竟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要依靠他们做,不过这也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不能够让百姓知道,据说澄城县知县张斗曜被流寇斩杀,也是因为强行征收赋税的事情,而且一些本不该流露出去的消息也散布出去了。
穿越快两年的时间了,吴帆徽终于知道了背后不少的东西,尽管他与前任知县卢为标之间的关系算是不错的,可卢为标压根都没有说到这些事情,若不是卢为标高升到京城去,很多的事情他还是不会知晓,仅仅凭着历史书籍的记载,很多事情是不明确的。
看来流寇的出现,不仅仅是天灾,这里面还有人祸,老百姓的确是老实的,要不是被压榨的干枯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了,要不是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他们是绝不会造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