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论“央视春晚”与“央视网络春晚”

是个传说”、“偷菜”等众多网络热词，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反映了手机时代的信任危机；2011年，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网络红人大放异彩，小品《新房》用到了“微博”，相声《芝麻开门》说的是“拍客”。

    第二是利用网络平台与受众互动。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每届春晚都有征集网友意见建议；播出后，春晚剧组也会对网络反馈做出回应。而在利用网络技术的互动中，影响最广的是2006年，春晚通过网络点击和现场热线电话为赠台大熊猫征集乳名，仅当选的“团团、圆圆”得票数就超过一亿。

    从技术到节目再到互动，成为网络技术影响春晚的三个层次。从技术传递上的保障，到节目内容的渗透，再到双向互动的融入，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电视春晚在逐步向网络靠近。但由于公众授权的合法性已经存在多年，再加上电视的媒介特性与网络相异，电视春晚与网络始终只是进行着程式化的浅层触摸，成为一只披着“网络”外衣的“灰太狼”。

    从媒介为受众赋予潜能和权力的向度出发，网络春晚发挥了它所能发挥的积极推动力，但作为首次出现的“新事物”，它同样存在着不妥之处。媒介载体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核心的要素——媒介特性。各种不同的媒介都有它特有的性质与功能。通过对首届网络春晚的考察可以发现，网络春晚仍然只是将网络作为一剂程式配方，同时消解了电视与网络的媒介特性，让网络春晚变得有点不伦不类：

    首先，网络春晚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节目通过电视播出，却采用录播形式，“借壳上市”消解了电视春晚的“仪式感”。春节是典型的“历年再现仪式”，是由一系列仪式化行为组成的民俗。只有在现场直播中，才可能实现“天涯共此时”的民族心理认同空间扩张。没有了直播这一技术性保障，也没有了除夕这个获得合法性和重要性的时间节点，便失去了发挥影响力与传播力的可能性。

    其次，网络春晚也消解了网络的互动性，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狂欢，只是一种狂欢幻象。“网络赋权”下的网民行为应该是边看边评论，而前一分钟的评论，也许能左右下一分钟的演出，整个媒介环境应该有彻底的改变，对媒体资源的分享和支配应该有更显著的体现。然而，虽然有比电视春晚更多的受网民欢迎的节目上演，但网民仍然是拿着剧组编制的节目单看演出。

    因此，首届网络春晚的出现更多了一些象征性意味，成了为网络正名的另一版本电视春晚。正如一位网友则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络春晚板块中留言所说：“哥看的不是网络春晚，是网络文化。”网络节目的混搭也许能够体现网络文化的毛皮，却并未触及网络文化的皮毛，还未能创造出一种适合网络媒介特性的春晚样貌。

    其实，网络春晚的出现并非要取代电视春晚。纵观近几年电视春晚的经典节目，都呈现出这样一种传播路径：创作前积极采集网友意见创意，创作中吸取最新的网络流行与时尚，彩排前利用网络设置议题进行前期预热，播出时与网络合作直播，播出后关注网络反馈。网络完全可以为电视春晚产制出可供参考的创新机制。

    电视春晚确实需要改变，但变的不是电视这种媒介形态。由于媒介形态的变化非改朝换代式的推进，电视与网络完全可以相融并进，电视春晚可以参照网络带来的新理念，突破被授权后的优越感，超越狭窄的创作空间，打开媒介创新渠道，更多地亲近授权者（电视观众），尊重并大胆采纳其合理化的创意，与被授权者（电视从业者）一道攻克难题。

    三、民俗符号对春晚的原初样貌的构形

    无论是电视直播春晚还是网络春晚，变化的是技术和载体。而当我们对新的事物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应该留意变化中的不变，把握最本质的元素。

    回溯到春晚创办的源头，春晚究竟是什么？央视网站曾经以“哪届春晚最好看”为题，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1983年首届电视春晚拔得头筹。这一结果是否仅仅意味着观众比较怀旧？也许可以从首届电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的一番话里看出端倪，他说：“看春晚是一种亲情的释放，忙了一年，全家坐在一起看电视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春晚应该把亲情呼唤放在首位。例如《常回家看看》，从艺术创作上来说并不见得有多好，但它就引起了共鸣。”黄一鹤道出了春晚30年不变的因子——符号在春晚中的存在。春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民俗节日，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春晚作为除夕夜的媒介仪式，自然要体现传统佳节的重要民俗符号，强化民族认同。

    体现民俗符号的一个向度是“碎片化”的中华文化意象，如生肖吉祥物、大红灯笼、春联、少数民族服饰等。电视让受众体验到的是“意象的碎片”及其带来的“破碎的镜像感”，通过镜头组接与还原，传达某种独特的情绪感受与审美情感。以春晚为载体，这些“碎片化”的中华文化意象串联起了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行为，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行动被看作一种文本，文本本身是一个符号序列，它们包含着解释。高度象征化的符号点染出春晚浓郁的民俗色彩，营造出强烈的节日仪式感。真正重要的不仅是节目的内容，还应该有晚会本身对意义的建构，在由这些象征性符号所形成的场域中，完成民族价值观的确认和民族自豪感的生成。

    而在网络春晚中，由于没有了除夕夜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节目中基本没有展现出比较典型的中华文化意象，网络歌曲与网络红人的出现只是对网络文化符号的表征。这就出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如何相融的问题。究竟体现传统民俗的电视春晚能不能接受网络文化？而彰显现代流行文化的网络春晚如何传承春节文化？

    这种矛盾确实存在，但并非水火不容。没有了创新的电视春晚必然在习惯于被授权的优越感中走向死角，而没有了继承的网络春晚如果只是沉浸在“网络赋权”的快感中，就会陷入只有“网络”没有“春晚”的怪圈。

    传统民俗符号的另一个向度，在春晚中表现为民族心理认同空间的扩张。涂尔干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生存发展，都“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个体在这些场合中，“被紧密地联合起来，进而一道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从1983年开始，春晚就形成了为特定群体如少年儿童、老年人、军人、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等群体专门准备节目的惯例，以媒介仪式参与者的平等感和亲切感为诉求，达成一种情感的凝聚。黄一鹤还曾尝试在以喜庆欢乐为情绪基调的春节晚会中，“插入”情绪的“反差”，安排了“动情”的情节，使晚会的感**彩更加丰富。

    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截至2011年6月，我国总体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这一数字表明，网民及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必然成为春晚的重要受众群体。但毕竟网民不代表全民，电视春晚也不能仅仅迎合某一个群体。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它是一种家庭、家庭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电视春晚主要是从以“家国同构”凝聚起的受众群出发，对节目进行设置，在“茶座式”的“家庭”聚会联欢中，体现对每个主体的关照，体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感恩怀旧的人性主题和团结统一的民族意识。网民这一由一种媒介凝聚起的受众群在春晚的视域中还是首次出现。一种媒介的力量是否足以打破这种结构，如同“Facebook成为全球第三大人口大国”一样，圈定超越国族的媒体疆域，仍然值得持续观察：除了数字上的变化，受众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心理空间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2011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2012年节目资源推介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12年电视春晚总导演哈文带领她的团队首次亮相，表示在春晚30岁之际，他们要做出一台充满朝气的晚会，向春晚致敬。中央电视台台长焦利对2012年春晚剧组提出了“快乐、温馨、惊喜、新奇”的八字要求。这八个字，正饱含对而立之年央视春晚变与不变的深刻理解：无论媒介环境如何变化，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阖家团聚，“快乐”而“温馨”；而面对多元开放的媒介格局，春晚应该勇于冲破束缚创新发展的“被授权”观念，乐于利用新媒介提供的智慧资源，与全民一道打造充满“惊喜”和“新奇”的媒介盛宴。